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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反思和探究电信诈骗案件为何屡禁不绝的原因时,又有惊人消息传出,悬置28年之久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告破,在周围人印象中老实、木讷的变态杀人狂魔高承勇落网。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高承勇犯案时手段的卑劣与残忍,到了非人所为的地步,如果世间真有恶魔的话,人们一定会相信高承勇就是恶魔在人间的代言人。

在我们的法治文化中,缺乏允许当事人自辩或由他人代为辩护的传统,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因为不允许替坏人说话而取消了律师制度,其恶果就是因此而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其教训之惨痛,唯有过来人才有深刻的体会。二战中我国着名的战地记者萧乾,在其着作《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中,曾讲述他旁听纽伦堡审判时的观感。物质性结果经济法他说,对于那些双手沾满善良人鲜血的罪恶滔天的、十恶不赦的纳粹头目,即便是将他们碎尸万段、上一百次绞架也不为过,法庭却为每一被告开列几名律师,其中还有德国人,并附有每个人的履历,任凭被告挑选。在法庭上除了准许战犯本人狡辩外,他们各自的律师也想尽理由为他们开脱,设法减刑。花两百多天对上绞架的人进行审判,这实在是浪费时间。然而,到了1957年夏天,我才明白让被告也替自己说说再定罪的必要。及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更体会到让被告当众替自己申诉不仅仅是对他本人的公道,对历史负责。他的感慨,和他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备受迫害有关,而后来的经历,也使他对纽伦堡审判有了另一番顿悟,凡在纽伦堡被判刑的,至今没有一个终止合同需要改公平正的,也没听说过关于当时量刑不当的烦言。

用二战战犯的例子和萧乾的感悟,来论证令人不齿的坏人和让人痛恨的恶人也应获得辩护权似乎有些不恰,不过当年那些受迫害的人不也是时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坏人和恶人吗!任何一个人,当被剥夺了自辩和辩护权的时候,其人生的黑暗和绝望是无法想象的。

在这三类毫不相干的案件中,当事的一方大抵可以归类于我们日常所说的坏人或恶人之列。在常人的观念里,对于这样的坏人或恶人,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所以网友们的口诛笔伐也很是凌厉而尽兴。像高承勇这样的人,要么直接拉出去枪毙得了,要么枪毙太便宜他了,应该凌迟处死;对于陈文辉等这些进行电信诈骗的人,则主张要严惩,决不姑息;而对于宋喆这土地国有样德行有亏伪造计划供应票证罪欠的人,人们也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他的谴责,在网上爆出宋喆斥巨资仍无律师接其官司的传言后,虽然无法求证关涉的吴法天律师是否拒接宋案,不过该律师你的行为已经突破了我的道德底线,再多的钱我也无法接受的说辞,呈现出一副站在道德高地上正义凛然的样子,也收获了一些人的喝彩。律师如此,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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